文革的另一個側面：毛澤東與黨政軍官僚集團的纏鬥
嚴家祺、高皋夫婦出版文革史的開山之作《文革十年史》之後三十多年，資深記者和歷史學者楊繼繩推出了厚厚三卷本的《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堪稱其研究大饑荒的鉅著《墓碑》的姊妹篇。此書既如清明上河圖般展示了文革的全貌，又對若干文革中的重要事件做出新的分析和論述，堪稱當代文革史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研究史學必備“才”、“學”、“識”三長，清代學者章學誠又提出“史德”，“史德”是對歷史學家人品、道德、修養的要求，是“着書者之心術”。“史德”又與“史膽”密不可分，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指出：“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爲勞。”李贄更認爲“史膽”在史家諸修養中佔有關鍵地位：“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歷史書寫者應當“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這就需要不惜爲之付出自由乃至生命代價，中外歷史上都不乏獨裁者屠戮史家而史家前赴後繼、秉筆直書的案例。在中國全面向文革時代靠攏、“萬馬齊喑究可哀”的習近平時代，楊繼繩兼有“史才”、“史學”、“史識”、“史德”與“史膽”，他的文革史書寫，既是寫歷史，又是鍼砭現實：“（中共當局）雖然全面否定文革，但繼承了文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制：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在改革開放中成爲新的權貴。”在不自由的中國，楊繼繩如劉曉波般“假裝生活在在自由的國度中自由地思考和寫作”。
文革的動因之一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毛釀成大饑荒慘劇後被迫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在“一線”處理政務。毛倍感大權旁落，痛斥劉鄧在他“頭上拉屎”，決心用文革這種非常規手段奪回最高控制權。但楊繼繩又指出，文革又不是單純的權力鬥爭，如果毛只是想搞掉劉鄧等人，用此前搞掉高崗、彭德懷及其支持者的手段，用“路線鬥爭”的方式就能解決，只是部分高層權力轉移，對基層社會影響不大。這一次，毛悍然發動對中共政權傷筋動骨的文革，更深層原因是：毛從青年時代其即有的強烈的烏托邦情結。“巴黎公社原則、‘五七道路’和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成了毛澤東烏托邦的藍圖。”正如歷史學家余英時在其回憶錄中所指出的那樣，儒家的大同思想成爲共產主義進入中國的“插口”，兩者一拍即合。
此前“人民公社”的慘敗，帶來亙古未有之大饑荒，並未讓毛放棄在中國實現升級版的巴黎公社的未竟之業。在毛的烏托邦想象中，未來的中國應當是除了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外，其他人都人人平等，他要對人民直接發號施令，中間不需要一個礙手礙腳的黨政軍官僚集團。所以，他要將在中共建政十七年間形成的盤根錯節的黨政軍集團一併擊破，重建一個沒有官僚、沒有等級、沒有私有財產的超級“公社”，如楊繼繩所說，“文革是大規模的疾風暴雨般的羣衆運動，這場羣衆運動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捲入其中”。
毛澤東與黨政軍官僚集團的鬥爭是狗咬狗
在文革前，毛“定於一尊”的地位就形成了。黨政軍官僚集團是打造毛崇拜的操盤手，該集團希望毛成爲一尊垂拱而治的“泥菩薩”，他們就能狐假虎威、上下其手；但毛不滿足於在深宮中喫喝玩樂、春色無邊，他對於改造中國社會有一盤大棋要下。於是，兩者的衝突無法避免。
毛用黨政軍官僚集團想象不到的羣衆造反的方式掀起文革大潮。剛開始，劉少奇等人以爲要搞第二次反右運動，按部就班地佈置，興致勃勃地整人，後來發現情形不對，只好承認“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再後來發現自己才是鬥爭對象，卻已悔之晚矣。毛利用羣衆對官僚的仇恨來借刀殺人，自己在幕後開心看戲。若干官僚集團頂層人物家破人亡，如劉少奇慘死在滿牀的屎尿之中，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墜樓終身殘疾，林彪與妻子和兒子在蒙古機毀人亡。
然而，黨政軍官僚集團不會束手待斃。一九六七年在武漢發生“七二○”事件，就是以陳再道爲代表的武漢軍區、獨立師、“百萬雄師”等傳統體制性力量，對毛的文革路線的羣體性反抗。這次事件顯示，毛的地位並非穩如磐石，當舊有的黨政軍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被剝奪，必定會奮起反撲。
因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支持代表舊勢力的“百萬雄師”組織，毛親自到武漢處理軍隊“支左”問題，要將方向扭轉過來。卻沒有料到，軍方和“百萬雄師”聯手衝進毛的駐地東湖賓館，抓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據說，當時獨立師政治部的一位主任進來問：“那個人怎麼樣了？”政委蔡炳臣反問：“哪個人？”對方回答說：“就是那個游泳的人，那個老頭。”那個游泳的老頭顯然指毛。 可見，軍方人士已不排除對毛動手。危急時刻，汪東興向機要員交代：“手裏時刻拿着火柴，萬不得已時燒掉密碼，把密碼機從窗戶投入湖底。”當時差點就上演了共產黨版本的“西安事變”。
毛起初堅持不走，稱“我寧可被抓”。當天下午，周恩來坐飛機趕到，勸毛立即移駕。次日凌晨，周恩來親自佈置毛由東湖賓館後門轉移，用掛武漢空軍車牌的汽車送到王家墩機場再飛去上海，這在毛是非常破例的。林彪手下的空軍傘兵部隊兩個師已接到命令火速向武漢馳援，海軍東海艦隊接到海軍黨委拍去的電報，稱“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兵變”。李作鵬親自指揮，在武漢王家墩機場設立三軍指揮部。林彪親自登上東海艦隊某艦，給指戰員作了報告，稱陳再道是“三反分子”。次日，東海艦隊發表《嚴正申明》：“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七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擴大的中央常委會稱武漢事件是“叛逆事件”。
然而，弔詭的是，如此嚴重的事件，此後陳再道及參與“七二○”事件的軍方人士只是被“高高拿起，輕輕放下”，並未受軍法懲處。毛擔心作爲其“長城”的軍隊大亂，不得不做戰略收縮，拋出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員穩定軍心。此事件是文革的轉折點。這個回合，毛慘敗。
毛死後不到一個月，黨政軍官僚集團即發動十月政變，剷除“四人幫”集團，向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立即翻案，文革中被打倒的黨政軍官僚官復原位，並對文革派展開大清查。這場否定文革的清洗，卻以文革模式來進行。作惡較輕的年輕造反派成爲犧牲品，作惡最大的軍方高級將領全都安然無事——在廣西屠殺數十萬民衆的韋國清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內蒙古“內人黨”冤案造成數十萬人死亡及傷殘的兇手滕海清也沒有受到追責。官方的文革史將一切暴行都推到造反派身上，輕描淡寫地說毛晚年犯了小錯誤，黨政軍官僚集團被摘除得一乾二淨。楊繼繩指出，造反派在文革中只風光了一年多，毛和黨政軍官僚集團才是施加暴行的元兇。
極權體制下，沒有任何人有安全保障
中共自成立以來，內部鬥爭血雨腥風、你死我活，中共殺掉的自己人，比國民黨殺掉的還多。 即便奪取政權之後的和平年代，中共的政治鬥爭絲毫沒有緩解趨勢。文革是權力鬥爭激化，體制內每個人都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別是在高層，沒有友誼和人情可言，一旦某人失勢，立即樹倒猢猻散、牆倒衆人推，全黨一致討伐，家人也參與其中——少年習近平沒少喊過打倒父親習仲勳的口號，習近平的媽媽也被迫呼喊打倒丈夫和兒子的口號。
羅瑞卿垮臺是毛髮動文革的前奏。 羅瑞卿權傾一時，與賀龍一起主持軍委工作，讓毛不放心，決定將其拿下。在批羅大會上，賀龍唾罵說：“他媽的，長子是婊子養的。他用公安部的辦法，在黨內、軍內幹私貨，真卑鄙！”原本跟羅走得很近的蕭華也積極揭發。邱會作分析說，“不拿路條表現一下自己就不好進門”。楊繼繩評論說：“所謂路條，就是出賣朋友換取毛的信任的投名狀。一個人捱整時，給出致命一擊的常常是自己圈子裏的人。”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中將是羅瑞卿的心腹，在大會上揭發羅在私下裏說，要“冷林”，“熱賀”，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有更大的作用”。葉劍英將梁的揭發材料給羅看，羅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就跳樓自殺，結果未遂。毛聽到消息後說：“爲什麼跳樓？真沒出息！”劉少奇說：“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他是堅決向黨對抗。”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吟詩：“將軍一跳身名名裂。”中共高層人性的淪喪及惡劣的生態，比起納粹德國和蘇俄來，猶有過之。
曾貴爲毛、林、周之後第四號人物的陳伯達垮臺後，在從廬山回北京的飛機上沒有人同他打招呼。他跟餘秋裏的座位挨着，就對餘秋裏說：“你在會上說劉少奇把房子讓給了我，這件事你不清楚……”話還沒有說完，餘秋裏板着面孔說：“你不要說了，就是那麼回事。”然而，在陳挨批之前，餘秋裏經常往陳那裏跑，還用手拍着陳的祕書王文耀的肩膀說，“小王呀，伯達同志有事你常給我打電話啊”。從套近乎到冷若冰霜，比川劇變臉還要快的，絕不止餘秋裏一人。
這種變色龍人格的形成，是因爲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已然成爲中共高層的常態。即便是毛，也深深沉浸在強烈的不安全感中。在策劃如何打倒劉少奇和林彪時，他覺得北京不安全，離開中南海到外地巡遊。他多次詢問警衛人員，“你們有多少戰鬥力？”無獨有偶，一九八九年的學運期間，鄧小平也祕密逃離北京，到武漢調兵遣將。
林彪被定爲接班人後，毛並不完全信任這個嫡系將領，同時提拔葉劍英做軍委祕書長，讓徐向前、聶榮臻進入政治局，以制約林彪。楊繼繩指出：“林彪的毛家灣住地原先是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加派由汪東興直接指揮的八三四一部隊，由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參謀長親自坐鎮，由兩個單位共同警衛林彪的住所。 毛用林彪，卻懷疑林彪。 對此，林彪當然會感覺到。”
在毛時代，跟公安部長一樣，解放軍總參謀長也是最危險的職位。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鄧小平等前後幾任總參謀長都遭到整肅。楊成武垮臺時，周恩來派邱會作前去抓人和抄家，邱希望拿到周的手令，周說，“對楊成武隻字不留”。楊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一牆之隔，周恩來佈置衛戍區更換警衛部隊時，引起徐家工作人員的警惕，徐的祕書未經請示報告，就將徐向前元帥也扣了起來，並收繳了徐保密文件櫃的鑰匙。按照中共體制，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員，受雙重領導。除了直接服務的首長之外，還必須接受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徐的警衛員除了保衛徐的安全以外，還負有監視他的任務，所以才發生這樣的誤會。直接管理中央警備團的中辦主任，也就成爲最爲關鍵的職位。華國鋒和葉劍英之所以敢於發動十月政變，就是得到掌管中央警備團的汪東興支持，拿下兩名政治局常委和兩名政治局委員，才易如反掌。 在當代，習近平不放過曾任中辦主任的令計劃也是同樣道理。 中共的政治，仍是帝制時代的宮廷政治。
中共殺人，比清帝國輕率、野蠻千百倍
一九七一年，毛有一條最高指示，“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以共產黨宣傳模式而論，越缺少的東西，就越是要強調。 毛的這句話的正確解釋是：共產黨就是靠殺人來統治的。
楊繼繩在書中專門有一章討論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其中包括北京郊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江西瑞金大屠殺、廣西大屠殺、雲南沙甸大屠殺等。文革是毛與黨政軍集團的纏鬥，但鬥爭雙方在屠殺無辜平民尤其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賤民”這個問題上獲得高度一致。
楊繼繩分析說，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殺有幾個特點：第一，屠殺規模大、殘忍無比，殺人方式的野蠻程度駭人聽聞，甚至發生大量殺人後分食人體器官的暴行；第二，被殺者是無辜平民，存屬冤殺;第三，集體屠殺以當局長期灌輸的“階級鬥爭”理論爲思想基礎，屠殺前捏造罪名，傳播謠言；第四，集體屠殺的組織者多爲基層政權，如縣武裝部、革委會、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領導機構。 楊繼繩認爲，執行屠殺任務的，是中共培養出來的政治愚民，“這些政治愚民也處於恐懼之中，一不小心他們也會變成被殺的政治賤民”，所以殺人特別賣力。但這個判斷並不完全準確，研究文革時期中國農村集體殺戮問題的學者蘇陽指出，“集體殺戮的行兇者是與黨國有密切聯繫的地方幹部、黨員或民兵……行兇者是在他們自己的能動性的驅使下，通過採取最爲極端的行動來響應當時的政治氣氛的”。這個描述和分析更符合歷史真相——行兇者多半是“揣着明白當糊塗”。這個案例恰恰能證明這一點：一九八零年代，到道縣處理大屠殺遺留問題的工作組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也就是說，即便行兇者已淪爲喪屍，在其背後，仍有一個居心叵測的“吆屍人”。
與之相比，清帝國在殺人一事上，比中共政權謹慎、文明千百倍。歷史學者鄭小悠指出，秋審是清代官方一項兼具儀式性與實用性的重大政務活動，當時的死刑犯在被判死刑後立即執行的比例很低，絕大多數都要監候處理，每年秋天再經過一次覆審，稱爲“秋審”，以符合“春生秋殺”的自然規律，體現朝廷的恤刑仁政。在此過程中，很多死刑犯會獲得免死的從輕判決。在清帝國，刑名領域有一套嚴格的審轉題奏制，所謂“國家慎重人名，曠古未聞。蓋古者富俠酷吏操生殺之權，今雖宰相不能妄殺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縣府司督撫以內達刑部而奏請勾決，一人而文書至於尺許。民之感激也深，天下垂佑也至”。文革期間，中共卻放任基層官員濫殺無辜。中國的歷史，常常是呈退步狀態。
在文革中，除了若干集體屠殺之後，還有同樣多有針對性的屠殺，即殺害反對毛澤東和中共極權體制的先知先覺者。本書中列出數十名被殺害的抗爭者的事蹟，比如，原南京軍事學院軍事學史教授會和戰史教授會副主任並擁有大校軍銜的蔡鐵根，一九五八年在批判劉伯承、蕭克時被牽連，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下放到常州工作。大饑荒時，他在日記中記載“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並對毛的本質做出批判：“毛爲了篡奪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成爲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領袖，要求全黨都成爲他的‘馴服工具’，他把一切持有不同意見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反黨集團等等的封號。他把黨章踐踏得狗屁不值，把黨內民主消滅得乾乾淨淨。”最可貴的是，他認識到：“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在這一點上，他的認識達到了顧準的高度。最後，他被捕並被執行槍決。
數百萬計死難者成爲文革“附帶傷害”的犧牲品。中共宣佈文革結束之後，受害者及其家人至今尚未得到“轉型正義”——因爲中國根本就沒有“轉型”，何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