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獨裁者秦始皇死了之後，他的兒子秦二世繼承父業。這時他有個宰相趙高，爲人奸險多詐，壟斷專權。在當時他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臣，威高望重；附合他、恭維他、諂媚他的人，已經是無所不至其極。但趙高這人疑心很大，仍不相信這些人如此忠心於他，他特地作了一次考驗。有次他遊花園，從後跟隨着大批官員幕僚。走到鹿苑前，他指着鹿說：“這真是匹好馬”。附合他的勢利之徒，讚賞不已的附合着說：“丞相說這匹馬好，真是不錯，真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馬。”趙高心裏暗笑：“這個人算是言聽計從，可靠的擁己分子。”但也有耿直之輩，上前看了一下，鹿苑當中站立的是有角的鹿，而不是馬。於是在趙高面前說：“方才丞相所說的好馬，不是馬，而是一隻有角的梅花鹿。”趙高聽了，心中暗恨說：“這小子還有良心，還有眼睛；他絕不是‘言聽計從’的擁己分子。”
趙高經過這次考驗之後，附合趙高指鹿爲馬者，算是可靠分子，就是現代語共產黨所說的積極分子，他們成了趙高的親密戰友和擁護者；那些認真說是鹿而不是馬者，就被責爲異己分子，就是現代語共產黨所說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成了趙高的刀下鬼、釜中魚。
這個故事傳下來有二千多年之久，中國人人都熟習這個故事，至少熟習“指鹿爲馬”這個成語。日本人更聰明，把這故事中所用的馬鹿聯在一起。日本語“馬鹿”意思就是混蛋，連馬或鹿都分不清的糊塗人。
本想統治萬世的大獨裁者秦始皇，自己統治三十六年，兒子秦二世統治十五年，“指鹿爲馬”的愚民政策也未能鞏固他們的帝業。秦朝帝國在人民揭竿而起的憤怒下，一下子被打垮了，楚項羽還鞭了秦始皇這個暴君的屍首。這個暴君被中國人民唾罵二千多年，只有今日共產黨統治下的御用歷史家開始給秦始皇翻身；說他是有魄力的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這話中的微妙之處是可以想像的。
中國共產黨在統制思想上，不但是斯大林的信徒，實際也是秦朝趙高的信徒。他們統制思想，定尊思想於馬列主義；不斷思想改造，不斷的殘酷的思想鬥爭。其目的就是使人都盲目信從馬列主義，或是心裏不從，口上信從馬列主義。共產黨一心一意在思想上使人黑白不分、是非不分、真與僞不分、善與惡不分、正義與邪氣不分、馬與鹿不分。共產黨的思想控制，就是想達到“指鹿爲馬”的愚民政策。共產黨既有這種企圖、有這種作爲，我想對共產黨奉獻幾句：你們既如此苦心供奉馬列主義，而又是強制人民盲目信奉，爲何你們不名副其實，即高呼共產黨中國是以馬鹿主義爲領導思想。這樣大家心照不宣，在共產黨省去雷霆萬鈞之力，在人民免去洗腦筋受折磨之苦呢！
共產黨常自吹自擂的說，馬列主義掌握了普遍真理。既是真理就不怕見人、不怕辯論、不怕人非難；爲什麼共產黨對人民、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時，後邊預備監獄、皮鞭，在羣衆中佈置人數多的壓倒，而不是理論見面的分個誰勝誰負。同時，在科學上站得住的思想，表現於行動上也必須是科學的。共產黨既稱其思想主義是最科學的，而且行動又是馬列主義具體的表現，尤其是根據唯物辯證法最適合客觀環境的需要的行動，那麼共產黨就可安心不必東拉西扯，怕人揭發其行爲是不倫不類。
俗語云：“真金不怕火煉”，真理也不怕反覆辯論。根據真理所表現的行動也必是合情合理、合乎目的的，自然也經得起批評責問。但是共產黨的理論不許人提出異議，有異議就是“反革命、反動、反黨、反人民”。而加於有異議人的身上的是鬥爭、是懲罰。共產黨的行動表現於政策和行政措施的，即使是犯了絕大錯誤，損害了人民的絕大利益，甚至人民的生命，人民也不許提出批評或抗議；有批評或抗議的人，又是“反革命、反黨、反人民……”的份子，於是又殺無赦。
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一個字也不許批評，有人敢碰其絲毫，這人就有掉頭之禍。共產黨的行爲也是天經地義的正確，一點也不許批評，有人敢碰其絲毫，這個人就是反革命分子，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是在思想問題上和行動問題上，強迫人順從，指鹿爲馬。本來鹿不是馬，如黨說鹿就是馬，你就得應聲讚賞鹿不但是馬，而且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馬。
共產黨說馬列主義是普遍的真理，由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共產黨說西方資本主義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是唯心主義的；只有馬列主義信徒的中國和蘇聯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才是唯物的、科學的。如你稍持異議，你就是思想有問題。即使你在科學上有些發現，若這發現和馬列主義學說不同，你也得以你科學發現的活生生的事實向黨妥協，科學的發現必須遷就黨的謊言。
共產黨既定馬列主義爲中國社會的領導思想，於是全中國人，不分老少、不分黨派、不分男女……都得一聲恭維馬列主義萬歲；否則，在什麼人身上、在什麼團體、黨派中發現有違反馬列主義者就是災殃。而且馬列主義不是死書本上的東西，是隨着統治者解釋的。統治者的政策和語言，隨時隨地都是馬列主義的化身，如你死記書本教條而忽視統治者的政策言行，那也是犯錯的，其錯誤罪惡之大，反而高於違反書本上的馬列主義。簡而言之，馬列主義爲中國的領導思想，也就是說共產黨的政策言行是領導思想。再進一步說，毛澤東的一言一行就是領導思想，即使他的言行違反馬列主義，他的言行也是馬列主義原則的最高表現。這不單指毛澤東，他如病故或垮臺，其繼承者也一樣有他這樣的靈光，其言行也是領導思想的表現。這就是說明共產黨的領導思想，實際就是“指鹿爲馬”強迫人遵從的愚民政策，而這個愚民政策是全副武裝的，是大武行連殺帶砍的。
我在北京居住八年，深感思想控制的殘忍，它是浪費人的生命和智慧的，它是摧殘文化的劊子手。我每一聽到共產黨的號召謊言，大家還得討論學習，發表恭維讚揚的意見，我是從背脊上發冷，胸中惡心，鄙視這種無恥。我也知道有大批知識分子與我有同樣的感覺。但是身入囚牢，有什麼辦法呢？這不是暗無天日，是非不分，有理無處訴的天下嗎？這不是把千萬人的心靈當泥土一樣踐踏嗎？這不是製造奴隸的統治嗎？這不是一片假話強迫羣衆鼓手贊成的國度嗎？這是“指鹿爲馬”創始人秦趙高靈魂重現的時代！
我的朋友中有好多是全國知名的學者、大學教授，他們忍受了思想控制的痛苦。有的人向我說：“腦子生鏽了，一點不靈活。反正有人替我們思考一切，我們就照着背誦、照着辦事。知識分子的腦子成了糞土。”又有位名學者對我說：“我就等待死。知識有什麼用！”我舉這兩個苦悶的人，在大陸反右派鬥爭中都成了被鬥爭的對象。
在共產黨思想領導的環境下，指鹿爲馬作風下，無論科學、文學、藝術、音樂、戲劇、電影各方面，只是照抄黨的謊言八股，誰還敢有發明、有創作。他們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得抄黨八股，而且還不時犯錯受打擊。試問誰還有膽量，有心情去創作發展自己的所長和智慧。他們是應付環境，保護自己尚且不暇，哪有餘力和心情去創作、去發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被共產黨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十年來，在大陸上，除了黨八股外，出版過一本有真知灼見的書嗎？出版過一本有價值的小說嗎？有過深入人心的電影和戲劇嗎？一切都是黨八股，應世文章。中國大陸在文化上已經衰退到無聲的程度，連悲吟的聲音也無有了。
我記得西方有個故事，說有個國王專制，他的耳朵像驢耳那樣長，但誰若說他的耳長，他就殺誰。爲這件事被殺的人是很多了。可是他愈殺人，人們便欲想說他耳長像驢。殺的人太多了，誰也不敢說這話了。但是積在人胸中的這句話，如不吐出就有說不出的痛苦。他有個廚師就爲這事苦惱甚至不能入睡。有一天這個廚師真忍受不住了，他跑到曠野，看四處無人，伏在地上，把嘴吻着大地說：“國王的耳朵像驢”。他說完這話心情愉快了，因爲吐出了胸中的積累。以後在那國的田野裏，從五穀的身上普遍的發出“國王的耳朵像驢”的聲音，從此國王也就無法制止人民說話了。
共產黨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所加於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痛苦，正如那個專制國王加於臣民身上不許說“國王耳朵像驢”一樣的痛苦。但在那個專制國度裏如你不說話，還有沉默的自由。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沉默自由的。共產黨發下一個號召謊言，你還得隨聲附和，三呼萬歲；或是鼓掌、或是發表文章贊成；否則，你就被指爲落後，有反對意見。如此久之，這就是你被打擊或坐監的原由。共產黨撒謊，都需要人來鼓掌稱讚的。這是什麼時代？什麼制度？真令人難於忍受的。
共產黨員胡繩於1941年在我主編的《時代批評》人權運動專號上寫篇文章，題目爲《無自由即無文化》。我現在摘錄幾段他的文章。他說：“今天，還有人以爲，應該以單純的服從和信仰來訓練民衆就行，而且‘服從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信仰就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今天，還有人以爲對於任何事件，不能讓民衆有他們自己的意見，倘有什麼意見，就應該送到集中營去叫他們‘反省’，加以‘糾正’。總之，今天還有人主張，中國人民不應該成爲‘人’，不應該成爲能動的自覺的人，而應該只是奴隸，只是被動的，不知不覺的奴隸。”
他接着又說：“爲了展開新中國的新文化，就必須撲滅這種新專制主義，就必須從這種新專制主義壓迫下，在身體與精神方面完全解放出中國人民來。
“當一個人被尊重爲一個‘人’，而且自覺到是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更勇往直前地從事於創造與鬥爭的事業了。
“尊重一個人，就是尊重他的自由；而自覺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自覺到自己的自由。
“沒有自由的人只是奴隸，從奴隸中間不能產生任何文化。奴隸在爭取自由、爭取作爲人的權利的時候，也就是爭取着文化。
“當奴隸成爲自由的人，成爲真正的人的時候，同時也就建立起來了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