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是中國長期頗受關注的“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按照慣例，各類消費領域亂象在這一時間節點被集中曝光，而觸目驚心的食品安全問題，再一次成爲輿論焦點。雙氧水“漂白”雞爪、凍乾草莓重金屬嚴重超標、鍋巴與臭鞋墊一同烘烤……這些不斷刷新底線的“科技與狠活”，並不新鮮，卻依然足夠駭人。就連官媒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治理的羞恥”。
如果孤立來看，這些事件似乎不過是“黑心商家”的道德敗壞。但一旦放入中國整體制度語境中觀察，就會發現，它們揭示的並非個體問題，而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專政體制之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正在被系統性侵蝕。
這些事件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在於其荒誕，而在於其反覆。二十年來，從毒奶粉、地溝油，到鎘大米、假羊肉，再到今天的“毒雞爪”“毒草莓”，問題從未消失，只是在不斷換一種形式出現。當一個社會可以持續、大規模地生產同類型風險時，問題就已經不再屬於道德層面，而屬於制度機制。
官方常用“監管失靈”來解釋這一切，但更值得追問的是監管爲何會長期失靈？在一個正常社會，食品安全的核心目標是降低風險、保護公衆健康，監管機構的正當性來自於對公衆負責。但在中國現實中，監管首先服務的並不是消費者，而是政治秩序。是否引發輿情、是否影響穩定、是否可能演變爲羣體性事件，往往比食品本身是否安全更爲重要。
當治理的目標從“消除風險”轉向“控制風險的可見性”，食品安全問題就被降格爲輿情問題，而不再是公共安全問題。於是，監管邏輯發生根本扭曲，不曝光就等於不存在問題、不出事等於管理成功、數據好看等於政績成立。這便形成了一邊是“抽檢合格率99%以上”的官方敘述，一邊卻是現實生活中層出不窮的毒食品的荒誕現實。這是制度性的結果——數據是呈報給上級的，而食物是供普通人食用的。
這一邏輯，在“315”機制中表現得尤爲典型。每年固定時間集中曝光、集中整治、集中表態，隨後迅速回歸沉寂。這種週期性運作，並非偶然，既釋放社會不滿，又避免觸動政權本身。換言之，“315”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是管理問題的手段。問題並未被消滅，而是被安排在可控時間節點被“解決”，此時就不再是監督，而是一種經過設計的表演。
“315”之後往往伴隨一輪“嚴打”，突擊檢查、集中關停、媒體跟進，看似雷厲風行，但其本質卻是週期性動員，而非制度性治理。這種方式針對的是輿論熱點，而不是系統風險；強調的是態度表達，而不是規則建設。於是形成曝光、整治、沉寂、復發、再曝光的固定循環。這種循環之所以無法打破，是因爲真正有效的監管，依賴的是透明、獨立與可追責，而這些恰恰與極權體制的運行邏輯相沖突。
從企業角度看，問題同樣具有其“理性基礎”。在現實環境中，違規所帶來的成本節約，往往遠高於潛在處罰成本。在查處概率有限、懲罰力度有限的情況下，“違規生產”反而成爲一種經濟上可計算的選擇。更復雜的是，這些問題企業往往同時承擔着地方財政、就業和產業鏈功能。在以GDP增長和社會穩定爲核心考覈指標的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監管”與“發展”之間，不得不做出取捨，而這種取捨往往傾向後者。
這並不意味着沒有執法，而是意味着執法具有明顯的選擇性與階段性，問題未曝光時，默許其存在；問題被曝光後，迅速處理；輿情消退後，再度放鬆。這種“事件驅動型治理”，註定無法建立穩定的安全秩序。
與此同時，信息結構的扭曲進一步放大了風險。食品安全本質上依賴透明機制——媒體調查、公衆監督、第三方檢測。但在中共嚴格的信息控制之下，這些機制難以正常運作。大量風險並不是被解決，而是未被發現；大量問題並不是不存在，而是未被允許討論。
因此，公衆對食品安全的認知，往往呈現出斷裂狀態，在大多數時間裏，問題似乎不存在；而在特定時刻，問題突然集中爆發，呈現出失控的樣貌。這本身就是信息受限的結果。
如果說市場與信息機制的失效解釋了問題的持續，那麼中共專政體系下司法缺乏獨立，則決定了問題難以逆轉。食品安全需要穩定、可預期的懲罰機制，但現實中維權成本高昂，集體訴訟機制有限，違法成本難以形成真正威懾。當規則無法穩定約束行爲時，違規便成爲常態。
更深一層看，這一切並非偶然缺陷，而是極權體制的內在產物。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需要媒體監督、司法獨立、信息公開以及社會參與，而這些要素，在專政體系中往往被視爲風險源，而非治理基礎。因此，食品安全問題並不是孤立的民生問題，而是制度運行方式在最日常層面的直接體現。因而，食品安全所謂“爲什麼解決不了”，答案其實並不複雜，當問題的根源正是制度本身時，解決問題就意味着改變制度，而這正是這個體制最不能觸碰的部分。於是，我們看到的，不是問題的消失，而是問題的常態化。
一個連食物安全都無法保障的體制，卻仍然聲稱“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奮鬥都是爲人民謀幸福”，這本身就是最大的反諷。食品安全之所以成爲頑疾，不是因爲管不住，而是因爲不能真正去管——一旦認真去管，就必須觸及專制權力本身。而一個拒絕被約束的權力體系，最終也不可能保障任何人的安全，包括它自己。